（特约评论员  良友）

一幅估价8800万元的明代仇英《江南春》图卷，将南京博物院推向舆论漩涡中心。当这件出自庞氏家族无偿捐赠的文物现身拍卖市场，与南博66年前的捐赠清单编号精准吻合时，公众的愤怒与质疑绝非偶然——这起事件绝非简单的“真伪之争”或“程序瑕疵”，而是撕开了文博领域权力寻租、制度空转的冰山一角，唯有启动全国范围的彻查风暴，才能守住文化遗产的安全底线。

事件的核心疑云，早已超越画作本身的真伪。1959年庞增和先生捐赠的137幅“虚斋旧藏”，其中5幅被南博先后两次鉴定为“伪作”，并于上世纪90年代以“划拨调剂”名义转交省文物总店，2001年更以6800元的“白菜价”被匿名“顾客”买走。诡异的是，1953年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曾将《江南春》列为“非要不可”的国宝，2015年南博展览图录仍标注其为“流传有序的真迹”，为何数十年间鉴定结论反复无常？更令人费解的是，南博提交的1964年鉴定材料关键部分被大面积马赛克遮挡，5幅画作的完整流转记录至今缺失，这种刻意的信息不透明，难免让人怀疑背后存在利益输送的黑色链条。

这起事件暴露出的制度漏洞，比文物流失更令人心惊。我国《文物保护法》明确规定国有博物馆对捐赠文物仅有保管权，处分权归属国家，但《博物馆条例》却赋予博物馆对“不够入藏标准”藏品的处置权，这种法律冲突形成的灰色地带，成为部分单位擅自处置文物的“挡箭牌”。对比英国大英博物馆需经第三方科技检测、公示三年无异议方可处置剔除文物的严格规程，我国仅要求“组织专家论证”的简化程序，无疑给权力寻租留下了巨大空间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全国重点博物馆近十年注销的“问题藏品”中，23%流转路径存在档案缺失，“南博系”文物多次以“海外回流”等名义现身拍卖市场，这意味着类似乱象绝非孤例，而是文博系统内部可能存在的普遍性隐患。

隐蔽的“雅腐”比显性贪腐更具破坏性。在“文化保护”“学术研究”的光鲜外衣下，部分文博单位借助鉴定、征集、调拨等专业环节，将公共文化资源转化为个人私利：鉴定权成为利益交换的筹码，征集权沦为中饱私囊的工具，修复权变成权力变现的途径。这种腐败不仅导致国有资产流失，更严重侵蚀着文博单位的学术公信力，伤害着公众对文化保护事业的信任，最终将造成文化传承的断层与文化生态的恶化。当捐赠人的善意被辜负，当不可再生的文物在暗箱操作中流转，受损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声誉，更是整个民族的文化根脉。

当前国家文物局已成立工作组开展核查，但公众期待的绝非止于个案的处置，而是以此为契机，启动覆盖全国文博单位、高校收藏机构的拉网式彻查。首先必须打破“专业壁垒”造成的监管盲区，由纪检监察、文物管理、审计等部门组建跨部门联合督查机制，重点核查藏品登记台账、采购合同、鉴定报告等关键资料，对违规处置、利益输送等行为实行“终身追责”；其次要健全制度笼子，推行文物鉴定“双人双鉴”“异地复核”制度，建立藏品采购公开招标机制与电子化全生命周期追溯系统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；更要畅通公众监督渠道，鼓励业内人士与文物爱好者提供线索，让隐蔽腐败无处遁形。

文化兴则国运兴，文化强则民族强。文物是历史的见证、文明的载体，每一件文物的安全都关乎民族的文化自信。“南京博物院事件”敲响了文物保护的警钟，唯有以“刮骨疗毒”的决心开展全国彻查，以“零容忍”态度整治行业乱象，才能堵塞制度漏洞、筑牢安全防线，让文物真正成为传承民族精神、凝聚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，这道关乎历史与未来的防线，绝不能失守。

作者：良友

【审稿：阿渊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