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小平 周正华

“正义也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”此一法谚虽广为流传，然其背后所承载的信念，正面临严峻现实的拷问。当正义的实现被延宕于经年累月，当真相的昭雪须以数十年光阴乃至生命终结为代价，我们必须以严肃、审慎之态度提出质问：迟到的正义，是否仍具正义之实质？其本质是否已在时间的推移中被侵蚀，其效力是否已在拖延中被架空？

一、正义的时效性与实质完整性

正义不仅体现于结果的正当性，更取决于实现过程的及时性。法律之根本职能，在于定分止争、恢复秩序、保障权利。若权利长期陷于侵害状态而无法获得救济，若社会秩序长期处于失衡而不得纠正，则即便最终实现正义，其功能已然严重弱化。

一旦正义丧失时效性，其完整性即遭破坏。即便终能还当事人以清白，却无法挽回被剥夺之自由、被损毁之名誉、被中断之人生。当平反判决下达之时，当事人或已垂垂老矣，或已身故多年，此时之“正义”，已非现实之救济，而仅为历史之追认。其作用限于道义慰藉，却未能履行法律应有的保护职能。故从实践层面而言，迟到的正义，实为残缺之正义。

二、制度性迟滞的深层成因

正义之所以迟延，其根源深植于司法体制与运行机制的结构性缺陷。

其一，司法独立原则尚未充分落实。在部分案件中，司法权仍受行政干预、地方利益或权力博弈影响。当案件涉及敏感主体或重大利益时，司法机关或以“维护稳定”“顾全大局”为由，采取回避、拖延乃至变通处理，致使正义在非法律因素的干扰下被搁置。

其二，程序机制僵化，纠错机制反应迟钝。现行司法体制偏重层级审批与内部协调，虽有助于统一裁判尺度，却易导致责任分散，形成“集体负责、实则无人负责”之局面。冤错案件之纠正，多依赖真凶落网、死者复生等极端偶然情形，而非依托制度化、主动性的纠错机制。此种被动模式，使正义之实现充满不确定性与严重滞后。

其三，证据规则执行不严，证明标准模糊不清。部分案件在侦查阶段即存在刑讯逼供、证据篡改等问题，而审判环节又未能有效排除非法证据，致使“事实认定”建立在虚假基础之上。后续纠正须突破重重程序与证据障碍，耗时耗力，正义难以及时兑现。

三、象征意义与现实功能的张力

必须承认，即便迟延，正义的最终实现仍具一定价值：它确认了真相，否定了错误裁判的合法性，为受害人及其家属提供道义上的补偿，亦有助于修复司法公信力与公众对法治的信心。就此而言，迟到的正义，尚存正义之形。

然正义不应仅止于象征性宣告，更应具备现实救济功能。若其仅具宣告意义而无实际救济能力，则其作为法律价值的实质已遭削弱。当正义沦为“历史结论”而非“权利保障”，其性质已由法律救济机制退化为道德补偿手段。此种异化，暴露出法治运行中的深层危机。

四、实现“及时正义”的制度重构路径

为实现正义的及时性，必须推进制度层面的系统性改革：

1.强化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，确保法院、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与检察权，排除任何形式的非法干预。完善法官职业保障机制，使其得以依法独立裁判，不受外部压力左右。

2.建立高效、主动的冤错案件纠正机制。设立独立的案件质量监督机构，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，对重大、疑难、争议案件实施动态监控。同时，简化再审程序，降低申诉门槛，防止当事人陷入救济无门之困境。

3.严格贯彻证据裁判原则。全面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，强化庭审中心主义，确保案件事实查明于法庭、证据认定辩论于法庭，杜绝“以侦代审”“以卷代审”之积弊。

4.提升司法透明度，强化社会监督。推进裁判文书全面公开、庭审全程直播，接受公众监督。同时，规范舆论监督边界，避免“舆论审判”与“舆论压制”两种极端，实现司法与舆论的理性互动。

5.加强司法职业伦理建设与法治文化培育。深化司法人员职业道德教育，强化其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的职责使命。在全社会弘扬程序正义与法治信仰，使尊重法律、敬畏规则成为普遍共识。

五、正义不得在迟延中虚耗

若正义必须以漫长等待为代价，则法治之尊严将荡然无存。我们不可因正义终得实现而轻易宽慰，更不可以“终将到来”为由，默许其长期缺位。真正的正义，必须是及时的、有效的、可预期的。它不应在权力的走廊中徘徊，不应在程序的迷宫中滞留，不应在时间的尘埃中湮灭。

正义迟到，虽未彻底缺席，但其价值已严重折损。我们所应追求者，非“终将到来的正义”，而是“如期而至的正义”。唯有构建一个独立、高效、透明、问责的司法体系，方能使正义摆脱迟延之宿命，真正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石与公民权利的屏障。

正义，不容迟延。它必须在应当实现之时，即刻降临。

【审稿：江汇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