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小平 周正华

在现代法治体系中，举报制度系监督公权力、维护社会公正之重要机制。公民依法对公职人员涉嫌腐败行为予以检举，既为宪法权利之体现，亦为社会监督有效运行之基石。然当举报非但未能启动应有调查，反致举报人遭追诉、拘押、诱供乃至被迫认罪，此现象已非个别不公，而系权力异化、法治原则遭受系统性侵蚀之显著征兆。

一、举报人被定罪化：权力庇护之扭曲机制

依正常法治程序，受理举报后，相关机关应依法独立核查，据证判定是否存在违法事实。然部分地方竟现“正义倒置”之态：举报一经提交，举报人即被迅速控制，以“诬告陷害”“扰乱秩序”等模糊罪名先行羁押，而对被举报人则搁置调查或敷衍了事。此种“以人压案”“以权定性”之举，实为隐性“权力庇护机制”之运作。

其因在于，部分腐败官员已与地方权力网络深度勾连，形成利益同盟。举报行为被视为对既有权力结构之挑战，必遭压制。将举报人“犯罪化”，既可转移舆论，亦可震慑潜在揭发者，实现“杀鸡儆猴”之效。此举严重背离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之原则，使公权力沦为维护特权之工具。

二、诱供、骗供与强迫认罪：程序正义之崩解

尤为严峻者，在对举报人实施“反向追责”过程中，个别执法机关公然违反《刑事诉讼法》关于“严禁刑讯逼供及以威胁、引诱、欺骗方式取证”之规定，采用心理压迫、断绝通讯、疲劳审讯、虚构证据、许诺轻判等手段，迫其作出不利供述。

此等行为严重侵犯基本权利，致口供之真实性与自愿性存疑。一旦“口供中心主义”主导办案，事实即易被人为扭曲，酿成“欲加之罪”之冤案风险。当举报人因难以承受身心压迫而“自愿认罪”，法治底线已然失守——法律非但未能护佑弱者，反成压制异见之利器。

三、制度失灵之源：监督缺位与问责不力

此类现象频发，暴露监督体系之结构性缺陷：

1.内部监督虚化：纪检监察机关与被监督者长期共事，人情交织，致“上级监督太远、同级监督太软、下级监督太难”。

2.外部监督受阻：媒体监督常遭干预，言论空间受限；人大、政协等制度性监督功能弱化。

3.问责机制疲弱：即便错案或滥权查实，责任人多以“工作失误”轻处，鲜有严惩，难以形成震慑。

另，举报人保护制度虽于《监察法》《刑事诉讼法》中具原则性规定，然缺乏实施细则，保护滞后，保密不周，使举报人长期处于高危境地。

四、重建法治公信：制度重构与改革路径

欲破此局，须行根本性制度变革：

1.设立举报人独立保护机制：建立中央垂直管理之“举报人保护中心”，重大敏感案件实行异地交办、跨区核查，切断地方干预。举报信息分级加密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披露。

2.确立“先查被举报人、后审举报行为”原则：明文规定：实名举报受理后，须优先调查被举报人；唯当举报内容确属虚假且举报人具主观恶意，方可启动对其追责，杜绝“以刑压访”。

3.强化非法证据排除：凡以威胁、欺骗、长期羁押等手段获取之口供，一律排除，不得作为定案依据。实行审讯全程录音录像不可剪辑备案，确保程序透明。

4.健全错案倒查与终身追责：因打击报复致冤假错案者，实行终身追责。参与伪造证据、滥用职权之司法人员，无论职级，一律依法严惩，并公开问责结果。

5.推进司法去地方化：加快法院、检察院人财物省级统管，设立跨行政区划司法机构，专审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及举报人权益侵害案件，提升司法独立与公信。

五、正义不应沉默于恐惧

健康社会，不容揭弊者独行于光。当举报人因行监督之权而身陷囹圄，当法治程序沦为权力报复之具，此非仅个体之伤，更系国家治理合法性之侵蚀。

“正义须实现，且须以可见方式实现。”唯彻底斩断权力与腐败之庇护链，真正落实“有权必有责、用权受监督”，方能重铸公众对法治之信。否则，沉默蔓延，正义退场，腐败之根，将深植于暗。

亟需制度自省与结构性变革——盖因，无举报人之保护，则无真正监督；无程序之洁净，则无实质之正义。

【审稿：江汇】